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在新闻这条路上走了40年。当又一个记者日到来的时候，许多难忘的经历一一闪现，尤其是四位新闻指导员在不同时期给我的指导、指导和帮助。
周杰——
边防，我的新闻领袖
确切地说，我的新闻学带头人是周杰，比我大7岁。
40年前，我还在新兵连训练，新兵连的通讯员给了我两份稿纸和30个信封。
稿纸和信封是共青团政治部新闻官周杰带来的。原因是我新兵写的一篇稿子，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贴在原广州军区《战士报》上。
周杰在1979年的边防行动中立下了战功。因为一些文字功底，他成为战后不久新组建的广西第三边防师炮兵团第一新闻官。当时边防军的新闻人才培养是带师徒。我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周杰最早的徒弟之一。
周杰是那种言传身教重于榜样的人。他对脚下的新闻深信不疑，几乎每周都带我下到公司，跑到基层。
周杰(左)
1981年5月，法卡山战斗开始前，我在离边境线不到10公里的战时油库参加师里举办的新闻短训班。战争突然来临，原来的10天训练在第六天早早结束。周杰让我直接到一线报道。记得有天晚上下过雨，我和周杰刚离开炮位，对方的炮火就开始了。那是我第一次参战，我还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一声刺耳的耳朵轰鸣。周杰猛地把我摔倒在地上.几乎与此同时，不远处有一颗炮弹爆炸了，爆炸的泥土和石头落在我们俩身上。还好当时只是轻伤，敷点药水就好了。
那一年，我写完了两篇稿子，把自己写成了我所在部门的优秀通讯员。
周杰后来当了连队教导员，营队副教导员，走上了带兵打仗的第一线。之后担任团宣传科长，三十出头成为炮兵团政治部主任。1985年8月，我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当新闻官。周杰特意把我叫到老班子里给我送行。走的时候，周杰给我发了句：“你是新闻素材，这辈子别转行！”
郑匡——
打好基础，勤于练习写作
“脚踏实地打基础，勤于练笔”这句话出自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首任系主任郑匡教授之口。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只有人大、复旦、暨南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新闻学专业，但郑匡却以寥寥数人的阵容创办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系，短短几年间形成了军事文史教育“南新”的显著局面。
所谓“北方文学”，是指著名作家许怀忠在北京创办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来在中国文坛盛极一时的军旅作家，几乎都是那里的早期学生；而“南信”是以郑匡为首的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两者相得益彰，在军事文科教育的天幕上形成了耀眼的“双子星座”。
当时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学期刊和青年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六朝古都南京，也是文人聚集的地方。每个周末都有很多报刊杂志的编辑来投稿，无形中激发了新闻系学生强烈的创作激情。晚上熄灯后，新闻系宿舍总有人挑灯夜战，以至于军务部一直把新闻系作为重点管理对象。
郑匡并不排斥学生在课余时间练习写作。相反，他认为练习写作是新闻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实践。但是，郑匡也敏锐地意识到，仅仅是练习写作也潜伏着危机。所以他更强调打牢基础。这是他两句话的背景。实践证明，郑匡的思想对学员的长期成长具有深远的意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新闻专业的每一个学生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培养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事记者所必备的政治素质。郑匡很清楚当时新闻系的实力不足以成就全军唯一的新闻学专业。他要求新闻专业的学生要把军事、历史、文学等基础课当成专业课。在初级阶段的新闻系，师资力量相对较弱。郑匡通过他的关系，吸引了全国新闻界的许多人来讲课：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社长的邵华泽教授新闻评论，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的夏国洛教授新闻写作.
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新闻系系主任王中教授，是我国最早在战争年代就走上新闻战线的顶尖新闻理论家，当时已经病入膏肓。但郑匡极力邀请老教师主持政治学院新闻系和国家新闻系举办的新闻学理论研讨会和教材编写会。那所学校安排我写一篇对王中老师的专访。王老被送离宁的那个晚上，还历历在目：老师腿脚不方便，曾在复旦当学生的郑匡亲自带着老人上了火车。
郑匡(左三)
郑匡是一个不知疲倦，充满激情的人。他家的小客厅一直对新闻系的学生开放。每次听郑匡激昂的演讲，总能在心里激起涟漪。郑匡鼓励创新，提倡争论，容忍失败。在新闻系的周报评审会上，正反意见总是闹得面红耳赤，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往往刊登在《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商业期刊上。
1994年4月29日，郑匡英英年早逝。当坏消息传来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敢相信火一样的生活会突然停止燃烧。我的老师匆忙离开，没有时间过他的54岁生日。
七年前的同一天，是郑匡把我们85班的学生送上了北行列车，去北京实习。
杨朗——
给我在大兴安岭火区面试的机会
我知道杨朗的那一幕，但想起来还是忍不住笑了。
我穿着军装走进杨朗的办公室，杨朗穿着大裤衩坐在桌子上打电话。进来的人喊了声“浪”。他把话筒别在脖子上，边打电话边签稿子，然后用手指弹出一个告别动作，很自然，也很搞笑。
那一年，杨朗32岁，是《中国青年报》的副社长。新闻机构不给自己的帖子打电话。我是军校出身，不方便叫他的名字，也怕叫他的岗位身份，就打个招呼。过了几天，混熟了，问杨朗，我大三，叫“郎”不礼貌，叫自己陌生人。杨朗说，我注意到了，所以你没叫我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最好还是叫媒体的老师，当时太无知了。杨朗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充满艺术细胞，写得好诗。不过，最热衷的还是军方。这就是他15岁之前去云南边疆当兵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他给了我一个有过在广西镇守边防经验的军校学员的优先选择。
杨朗
我去报社实习了几天。大兴安岭发生大火，《中国青年报》记者争先恐后。杨郎国为我赢得了一个机会。他的理由很好：重大灾难来临时，军队肯定会抢在前面，会更方便
那是一次难忘的采访。带我去火区的雷寿迈、叶岩、李伟，都是《中国青年报》著名的绝望的新郎。他们都很难探索新闻事件的真相。李维忠曾经在除夕夜和老山前线的官兵一起过春节，在枪炮声中写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文章《战士万岁》，自然和我一拍即合。在被烧成废墟的漠河县，穿着迷彩服的魏忠和，和穿着军装的我，真的鹤立鸡群了几天。
后面的故事是我们用了两个月的采访形成了三个报道：《红色的警告》 《黑色的咏叹》 《绿色的悲哀》。长期以来，“三色”报道成为深度报道尤其是灾难报道的经典之作。作为这三篇报道的责任编辑，在我们出发之前，杨朗为报道定下了基本思路，即彻底改变以往“大灾难大胜利”的模式，要求我们通过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森林大火，探索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新闻理念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
大兴安岭火灾报道深深影响了我的新闻理念和写作风格。套用一个物理学的观点，在此之前，我是零摄氏度的冰，但是在“三色”报道之后，我变成了零摄氏度的水。从零摄氏度的冰到零摄氏度的水，这个变化过程需要“融化热”。对我来说，这种“融化热”，很大程度上是杨朗和杨朗这样的《中国青年报》人的熏陶。把党的新闻事业作为泰山的理想追求，作为宽松民主的新闻环境，作为充满正义和激情的商业氛围，作为求真务实的实干作风，令人难忘。从那以后，杨朗和我合作了很多次。1991年深秋，我和杨朗参加了前南京军区在安徽东山区组织的红蓝对抗演习。三天三夜，我们分别跟着红蓝两军。演习结束后，红蓝两军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书写，结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群众，这就是影响很大的军事演习报告《秋天， 我们发起进攻》。
贺平——
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记者不变的本性
1997年2月17日，春节刚过，我在福建面试。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慧年发紧急电报召回我到——。飞机降落的时候我才知道邓小平同志已经去世了，总公司把我调去参加葬礼报道。报道小组组长是时任新华社副总编的何平。
当时，何平已经是新华社的著名记者，尤其是他的重大政治报道，充满了成雄、理性和文采。
在同一个写字楼工作，自然认识了贺平，但是真的是从这个报道认识的。
那段时间，何平整天开会，晚上12点前值班。每次修改稿子都是深夜。何平在日常生活中不苟言笑，但在写作上却充满激情。
这份长篇通讯在小平同志追悼会当天播出。然后，何平跟着专机把小平同志的骨灰播撒出去，写了一篇著名的新闻文章《在大海中永生》，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何平(左)
1998年起，何平担任新华社副总编、副总编、执行副总编。我接了新华社几乎所有的重大报道，自然成为策划组的一员，多次陪同他外出采访和出国访问。在和他做老师做朋友的过程中，他被教会了很多。如果说，在主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工作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业务成绩的，这与贺平和他的前任南的言行是分不开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求实作风成为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坚定信念和职业精神。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何平，善于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记得2018年新闻节之前，我和何平讨论过如何落实“四力”。他提出四点：一是遵循实践规律，磨脚；第二，遵循认知规律，锤炼视力；T
今年8月，我在浙江嘉兴面试，遇到了带队调查的贺平。南湖是2001年5月何平带领我们策划80周年报告的地方。19年来，彼此都有白发，但只有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和激情还在涌动。
11月7日，新华社89岁生日，祝贺不久前担任新华社社长的贺平。
何平回了这么一句话：永远的新闻人，永远的新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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