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反以犹太活动家：犹太复国主义是白人殖民中东的工程

2021年5月21日，加沙地带，在以军空袭后，街道和建筑满目疮痍。

从5月初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街区六户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定居殖民者赶出家门，再到斋月期间清真寺的礼拜者被以色列警察袭击，接下来是发生在加沙的空袭所带来的上百平民伤亡——其中一多半是孩子；近一个月巴勒斯坦人的遭遇，牵动着整个国际社会。昨日（5月21日），终于传来了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的新闻。然而，几小时后，再度传来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遭遇以色列军方袭击的消息。就像这场近一个月国际社会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一个口号说的那样，“浩劫”（Nakba，浩劫日是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75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成为难民）还在继续，远未终结。

斯塔维德·西奈（Stavit Sinai）是在柏林反以色列的犹太活动家，也是洪堡大学研究以色列种族隔离体系的学者。然而，德国的大屠杀历史包袱，使整个社会无条件的站在了捍卫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一边，在这里任何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都显得“过分激进”。斯塔维德也因为持续参与斗争，而被起诉“反犹”，而事实上她自己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后裔。

2019年6月，我在柏林参加反对以色列种族隔离的B.D.S运动时认识了斯塔维德，并和她进行了这个访谈。斯塔维德讲述了她自己在以色列的成长经历和她的“觉醒”过程。她并不满足于西方自由派对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批评，而直接指向犹太复国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作“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建国，就开启了种族清洗的过程——种族隔离和定居殖民为什么还要分“合法的”和“非法的”？

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迷思，在斯塔维德看来，正是与它是白人殖民主义工程息息相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尽管是欧洲反犹的一个反应，但同时也是白人对中东殖民的过程，东欧移民过去的白人犹太人很快占据了绝对统治秩序。以色列而因此被塑造为成为了“守护欧洲文明最后的堡垒”。

斯塔维德还颇具洞见地指出，以色列的种族隔离，不只是政治秩序，也是一整套结合军工产业的经济秩序——殖民经济如何沿着种族边界运行，有一整套逻辑。不只有巴勒斯坦人被压迫，以色列境内的所有族群（欧洲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北非犹太人等）都按照不通等级秩序生活。而阶级，延着种族的边界展开。在她看来，正因为这套经济秩序，对于生活在以色列的人来说，要脱离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格外困难。因此，对以色列既需要文化上的抵制，也需要经济上的抵制。而无论“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都不能解决问题，在她看来，要对抗“民族国家”的逻辑，首先需要的是阶级革命。

左边三位是因支持巴勒斯坦抗争而被起诉至德国法庭的“洪堡三人组”：左起：Ronnie，Majed和Stavit，点击超链进入Ronnie的放谈

一、作为犹太人，我如何走向反以色列的战场

澎湃新闻：可以谈谈你的经历吗，你是如何作为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裔，而走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

斯塔维德：我的母亲是大屠杀幸存者。我出生于以色列，在海法（Haifa）长大的。小时候在学校课堂上，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向我们展示地图，在以色列的所有地图上，都没有1967年边界线（注：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突破1948年建国时由联合国认可的边界线，代替埃及、约旦等国，非法占领加沙、约旦河西岸等地，几乎实现了全境军事占领），也看不到隔离的情况，所以我们都相信整块土地都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不存在。在学校里，他们不会告诉我们，实际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位于同一个地方！

虽然海法被称为“混合城市”，但它实际上是座隔离城市。在去特拉维夫上大学前，我从来没有和同龄的阿拉伯女孩或男孩说过话，因为存在种族隔离的状况，犹太人去犹太学校和公立学校，阿拉伯人则进入阿拉伯教育系统学习。我们每天都遇到阿拉伯人，他们在海法也有不少的数量，但只有在他们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才会见到他们，比如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去看病的时候，仅此而已——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种族隔离的主要罪行之一是当局对公民身份（citizenship）和国民身份（nationality）进行区分。在以色列，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绝大部分人拥有公民身份（尽管最高法院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只有作为优等种族的犹太人才拥有国民身份。此外他们还在宗教上做出区分，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和信仰伊斯兰的阿拉伯人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

在以色列，女孩子也被要求参军。小时候我非常憧憬穿上制服、拿上枪。在我念完高中后被应征入伍，但当我真的来到了军队，我立马感觉到，我的天呐！我不可能这么做，这太不人道了。对很多以色列犹太人而言，服兵役是“觉醒时刻”的开始。我在军中表现很差，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士兵，因为我对军营里所有事物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哲学和诗歌，但它们突然都被从我身边拿走了。我在军队里陷入了不少麻烦，不得不逃走。所以我故意装疯，威胁说要自杀。于是，我一共只服役了几个星期，那是一个很短的插曲。

然后我就去上大学了，特拉维夫大学。在大学里我遇到了我至今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来自海法的一个村庄。我们同年同星期出生在同一地区，彼此相距不远。但我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无论是语言上，还是经济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国民身份系统和公民身份系统制造的种族隔离外，语言政策是另一个层面。巴勒斯坦人或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必须学习希伯来语作为第三语言——他们原本懂得阿拉伯语和原始阿拉伯语。所以对于我这位朋友而言，不会希伯来语使他们在上大学时处于不利地位。就因为这种语言差别，他比我晚毕业5年。

在来到特拉维夫前我甚至不知道1967年非法占领的事。在我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学校里发生了抗议活动，抗议一名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被以色列士兵枪杀的事件——他们不仅射杀了她，甚至还走上前去，为了确保她的死亡而捅了她。在那个时刻，我对自己说“不！”，有些东西冲破临界点爆发出来。全市和全校处处贴满标语，抗议这个事件。这可以说是我开始接触占领和种族隔离这些议题的过程。学校里一次又一次政治事件，我得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并不是只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一个选项。

那是2003、2004年，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虽然还是有很多教授在批判这一切，但如今这方面的话语确实受限更多。以色列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发声的压制愈加强烈了。例如，有专门针对大学教授的监控审查活动，如果他们说了什么反当局的话，就会被记录在案。所以说，现在有严重威权主义的趋势。在以前，大家都毫无畏惧，如果我举一块牌子说以色列是一族统治的殖民国家、把标语贴到特拉维夫大学，人们会和我一起发声。放到如今他们会把我揍一顿。这种情况始于2006年。

二、以色列的种族隔离、阶级秩序与“军工帝国”

澎湃新闻：在你新出版的关于以色列的著作《社会学知识和集体认同》（Sociological Knowledge and Collective Identity）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想知道，这本书强烈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立场，是否为你招致了很多谴责？

斯塔维德：在目前这种环境下，我出版了一本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书，这一点我自己都无法相信。当我在2011年开始写书时，公共话语是不同的。现在西方的公共话语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德国尤甚。以色列战略事务部（Israeli Ministry of Strategic Affair）在施展影响——来自特拉维夫的直接影响，作用范围不局限于欧洲/德国，而是更为广泛。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在美国有最大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他们试图将影响扩大到德国，也在追捕像我们这样的在柏林组织本地运动的以色列人。当局迫害任何大胆发声或对抗他们的力量，例如反种族隔离运动，甚至B.D.S运动（Boycott，Divestment, sanction，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注：B.D.S运动倡议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目的是要求以色列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从占领领土撤出、拆除西岸隔离墙、实现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护和促进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和重获财产的权利”。批评者声称B.D.S是反犹主义的，并将其与历史上对犹太人的歧视相提并论。反对B.D.S是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的首要任务，他们在美国许多州成功游说了针对B.D.S的法律）。以色列当局试图完全去除我们的合法性，从话语中将我们完全抹掉，给我们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

所以这就是他们埋葬运动的方式。不像以往，他们现在没有资格“净化”我们——如今这听上去是新法西斯主义。所以他们必须更加温和，通过诸如抹黑、诽谤和定罪（就像他们对我做的那样），来诋毁运动、使其失去合法性。

澎湃新闻：Ronnie跟我 讲过你们“洪堡三人组”因为在洪堡大学抗议以色列中右翼政党的政治宣传活动，而一起被活动主办方起诉的事情。以色列和德国媒体不断控诉你们的抗议是“反犹”、是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攻击。

斯塔维德：是的，还有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Majed，我们“洪堡三人组”一起被送上了法庭，我和Ronnie甚至都是犹太大屠杀的后裔！但我也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迹象，因为它表明我们的运动富有成效。以色列当局非常害怕舆论向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犹太一族统治（ethnocratic）的方向倾斜。

在柏林抗议以色列种族的B.D.S运动现场，中间举拳头的是斯塔维德，与左边的巴勒斯坦人Majed和右边的犹太人Ronnie共同作为“洪堡三人组”被起诉至法庭，案件持续数年

我没有把我上法庭受审的事告诉父母，他们因为大屠杀的直接记忆，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他们最近自己发现了这件事。现在，我不知道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不支持我做的事情，但他们作为父母是支持我的，希望我平安。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说。我可能会说：不要问我，不是我把自己送上的法庭，你去问德国、去问以色列吧。对任何人来说，站在你的家人、朋友、生长的社会的对立面，都是很艰难的，但我必须这样做，因为这关乎反人类罪行。如果有罪行发生，那么你必须大声反对它。而且我们在谈论的是危害人类的罪行，不是普通犯罪，而是持续的、最严重的犯罪。我来自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家庭，但大屠杀已成为过去，不再持续发生了。可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经历渐进和持续的种族清洗。而且，我们提出的要求非常基础，真的谈不上激进。我们只要求摆脱殖民占领、为难民伸张正义以及呼唤所有人的平等。这其实很简单，但以色列建立在一个至上主义原则之上，有些人更加“上等”，且在上等人内部也有等级划分。

德国显然在持续再生产它对种族至上主义、种族隔离、种族灭绝的支持，这就是这里的现实。它这么做是因为对大屠杀的愧疚。所以很吊诡的是，德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过一场大屠杀，它的全部原因是因为种族理论；那么以色列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让我们建立一个种族国家。德国的反应是：让我们支持这个种族国家。

澎湃新闻：也有很多这里的左派，我想他们并不反对B.D.S，但对他们来说，处理这个话题仍然非常困难。他们会说，德国的背景是极其复杂的，因为这里的新纳粹还在否认大屠杀，认为大屠杀的存在和受害者人数都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人捏造的。

斯塔维德：你说得没错，但仅仅因为有人在某个地方画了个万字符，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支持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你提到的这些德国左派，他们很难面对自己的历史这件事，不是我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我和这里的人们之间产生的分歧之一，有人说我们的倡议太困难了，我们应该对德国人温和一些。这算什么？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压迫者友好，我们应该与他们对抗。人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抵抗反人类罪的立场上，无论情况如何艰难。

我们倡议的话语是普适性话语——平等、自由、正义。只有在普适性话语中，我们才能将每一个人包括进来，不管ta有着什么样的身份。我们的主张是反对反人类的罪行，对每个人都是如此，不论你是德国人还是什么人。然而他们拒绝接受这一点，并继续在德国宣传同样的特殊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我反对的方式是对抗性的。我们常常在抗议时用德语说，只有那些同时反对大屠杀历史和“德国新教徒白男政治”的人，才能真正得到解放。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谴责纳粹罪行和殖民历史（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行为）以及“德国新教徒白男政治”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宽恕。

我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工作，到处都满是阻力。事实上我们在到处挑战所有人，这非常困难，我们有时也感到非常孤立无援。我们收获了很多关注，但也遭受了很多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抹黑和诽谤。人们指责我们在道德上优越无比，或者指责我们傲慢无礼和行为不端。这是国家的起诉之外我们正在经历的困难，相比国家起诉，民众的指责和反对给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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